和几位年龄相仿的朋友聊天，大伙对儿时共同的感受就是冬天特冷。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沂蒙山区。每到冬天，满眼是雪、是冰。那时，家里特别穷，我们冬天穿的本地布棉袄、棉裤常常是补丁摞补丁。寒风吹来，顺着脚脖向上一直串到下巴。

　　我家的房子很老，到处透风撒气的。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屋里还相对暖和一些。可到了晚上，做饭留下的草木灰火星灭了，屋里一片寂静寒冷。我们兄弟几个蜷缩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头都不敢向外伸。早上，水桶结了厚厚的冰，前一晚煮熟的地瓜冻得石头一般坚硬。

　　冬天，冷得让人讨厌，但它却又能给孩子们带来无限的乐趣。我和小伙伴们最期盼下雪的日子，且下得越大越厚越开心。这时，我们可以带上铁锨、小木板等工具，来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堆雪人、打雪仗。

　　场院是农村最开阔、最平坦的地方。进入冬季，各种农作物的收获已经结束，场院里除了一、二垛麦草，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一场大雪过后，一床洁白的厚厚的“棉被”，将整个场院盖得严严实实。我们一路上连滚带爬地冲进雪地里，尽情地玩耍。堆雪人，打雪仗。有时一对一地打，有时三两个人对准一个人一起打。谁要是遭到了众人的攻击，那可就惨了，头上、身上被打的全都是雪，直到求饶为止。一个上午下来，大家满头大汗，脸上红扑扑的，身上热气腾腾的，没有一点寒冷的感觉。但低头看看鞋子，全都湿透了。这时，麦草垛上融化的雪水，已长出了半米长的冰琉璃。冰琉璃，就是那个年代的冰糕。我们一人掰一根，一边吃着，一边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回了家。

　　冬天，不下雪的日子，我们照样有好玩的地方，那就是村头的蛤蟆汪。蛤蟆汪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是滑冰、打陀螺的绝佳圣地。

　　有年冬天，我正吃着早饭，邻居三娃子来喊我去蛤蟆汪打陀螺。我不想去，因为我的作业还没有完成。三娃子一脸不高兴，嫌我不陪他玩。母亲在一旁说：“去吧，早点回来就是了。”我拿出布绳鞭子、陀螺和三娃子一起直奔蛤蟆汪。没想到，厚厚的冰面上滑冰的、跳方的、打陀螺的足足有上百人。我俩找个空地，打起了陀螺。玩上瘾了，也就忘了时间，转眼间已是夕阳西下，我急急忙忙跑回家，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那是父亲第一次训我，是由于我的贪玩而耽误了做作业。

　　我的小学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的。那个年代，由于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学习简直就是副业，主业是各种勤工俭学劳动。一年到头，我们春天砸石子，夏天拾麦子，秋天捡地瓜，冬天拾柴火。每到冬天，各种低矮的树枝都被拾柴人偷偷砍掉，山坡上被铁耙搂得“伤痕累累”，远远便看见条条细小的“沟壑”，路上连个树叶都找不到。为了完成拾柴任务，有一天，我和同学李小伟悄悄地钻进了生产队的山林里。他爬上树用镰刀往下砍树枝，我在地上望风，提心吊胆地往提篮里装。突然，远处传来“快抓小偷”的喊声，我一看大事不好，扔下提篮拔腿就跑。可怜的李小伟受到惊吓，腿一软，竟从两米多高的树上掉了下来，小腿摔成骨折，疼得他哭爹喊娘。我没跑多远赶紧返回来，正好被护林员逮了个正着。

　　这件事，影响很坏。生产队长找了学校，学校找了我父母。这次，一向慈爱的母亲勃然大怒，一个巴掌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

　　如果说上次因为贪玩受到父亲训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那么这次由于偷砍生产队树木挨了母亲的打，更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冬天，曾给予我快乐；冬天，也给我的童年烙下永远的印记！（黄照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