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俺村最繁华的地方是戏台子。

　　戏台子是1948年7月村里实行土地改革时，专门在村中央的一块空地上搭建起来的。之后，在戏台子的西边盖了三间土坯房，作为大队和村支部的办公室，随后又在戏台子的东边，盖起了一座大四合院，是孩子们上学的学校。不几年的时间，在戏台子的北边和南边又出现了一座座民房。

　　戏台子最大的用场是过完大年后唱大戏。当然，偶尔也会放一场电影或者来了玩杂技耍猴子的，也会热闹一后晌，第二天或者在更长的时间，戏台子周围除了空气，再就是戏台两侧唱戏挂汽灯用的两根木头杆子，像营养不良一样瘦弱。

　　小时候过年，大人忙得像蚂蚁搬家，整天盼过年的却是俺们这些孩子。那时候，物质极度匮乏，过年就成了一道期盼已久的盛宴。过完年，村演出队敲锣打鼓，开始演唱早已排练了一腊月的节目，一唱就是三五天。简陋的戏台成了俺眼中的琼楼玉宇，唱戏的轰动效应比现在的春晚还要热上千儿八百度。每到唱戏时，我从被窝爬起来，饭都顾不上吃一口，就跑到戏台下用石灰洒个方块抢占地盘。太阳还没落山，大人孩子吃完饭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向戏台子汹涌而来。

　　此时，戏台周围是最热闹的，有卖冰糖葫芦、糖果点心的，还有卖鞭炮钻天猴的。那时俺手里没有一分闲钱，这些东西看了就眼馋，但从没买过。不买并不代表俺不喜欢不爱看热闹，在卖冰糖葫芦、鞭炮钻天猴的摊子前挤得人山人海，像看一只被刀追着的公鸡。三挤两挤，“轰”地一下，摊子挤倒了，一家人开始抢冰糖葫芦、鞭炮，还有钻天猴，卖东西的人扯开嗓子破口大骂，心疼得哭天号地，俺们却跑进戏台后面胡同里开怀大笑。

　　当那两盏雪白的汽灯亮的时候，离锣鼓敲起来就为时不远了。锣鼓一响，戏台下便慢慢安静下来，好多坐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偷偷摸一下对方的手，然后心照不宣像没事一样脸上浮起甜蜜的笑。那时候俺还是个孩子，对演啥戏都不上瘾，唱啥不唱啥也从来没人和俺商量，当然俺也懒得去打听，俺就是喜欢凑热闹，要么在人群里钻来挤去，要么爬上戏台南边的白杨树，坐在树杈上朝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吐两口唾沫，而下面的人却浑然不觉，以为要下雪，或者是夜飞的鸟儿在空中撒尿。

　　当锣鼓声密集起来时，好戏就开场了。戏台上，红脸白脸，才子佳人围着王侯将相，水袖如云里传情达意，就像美国大兵带着吉普赛女郎到大街上兜风，那劲头就是污泥也能变成黄金。而戏台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眼睛一个个瞪成了电灯泡，生怕漏听一句台词、一个表情、一个眼神。特别是青年男女，卿卿我我像掉进了蜜罐。俺亲眼看到堂哥和他身边那个女孩子的手握在一起像粘住了一样，而他们脸上却装得像正经人。第二天见了都不愿搭理他，古怪的思想像蝙蝠一样飞来飞去，而堂哥只是眼神淡淡地看着俺。无话可说。

　　俺出生的那个山村差不多有两千多人，地处鲁中山区的淄河最上游，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大村。大村就有大村的样子。每年一进入腊月，村演出队就开始排练节目，有时常常排到后晌十二点，一家人实在无精打采了，才关灯散场回家睡觉。那些年，村里唱得最多的戏是吕剧《李二嫂改嫁》《小姑贤》和莱芜梆子《三定桩》《三世仇》，这些戏一唱就是好几年，过年时不仅在村里唱，还被外村请了去唱。唱一后晌，人家或给一条金鱼烟，二斤糖果，或者炒上一篮子花生，分给大家算是报酬。别看是乡村草台班子，唱起戏来一招一式一点都不含糊，韵味无穷，不时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和开怀大笑。

　　后来俺离开村子在外面上学，之后又在城里参加了工作，再回到村子里时，猛然发现戏台子一夜间不复存在了，戏台的位置早变成一排排民居。回到故乡，安静地坐在戏台下看上一场戏，已成为一种不可能。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啥？那不是天空和海的距离，也不是飞鸟和鱼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原载于2014年第10期《散文百家》，作者翟焕远)

　　作者简介

　　翟焕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长篇小说《无冕之王》《舆论监督》《凤凰岭》《岗上岗下》《西冶街》、散文集《淄河上的老屋》《牵挂》等，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散文百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北方文学》《北方作家》《大众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