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23个年头了。每逢思念起他，脑海里除了他的音容笑貌，更多的还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父亲一生克俭勤劳，纯朴正直，待人和蔼。他和母亲历尽艰辛，养育了我们8个子女，我在最末位，哥哥姐姐们喊我老八。

　　从1984年10月参军那天起，我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好好孝敬二老，让二老颐养天年，可事情总是与愿望相悖，父亲刚过77周岁却因病去世，给家人留下不尽的思念。

　　孩提时，我就从父母的谈话中了解到父亲的一些往事。比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军侵略家乡那些年，父亲被黑铁山铁矿的日军抓去做劳工，当时，鬼子抓壮丁包围了我们村，把全村人集中到一个大场院。青壮年被拉出人群都要经受日军的“满背摔”，一个个年青人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那情景非常凶煞和残暴。那时我父亲的力气大，鬼子三次拽着他的胳膊满背摔都没成功，小鬼子气急败坏，拿起步枪用枪托重重砸在他的肩背上，我父亲被打倒在地。他成了我们村唯一一个没有被鬼子满背摔的人。

　　父亲当了劳工后，很快得到了地下抗日党组织的培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利用采矿作业的机会配合党组织在“虎口”里智取炸药。这项工作危险性极大，一旦暴露根本没有活命。为了安全，父亲将炸药绑在裤内小腿上，一次次地将炸药输送给八路军游击队。后来，鬼子为了向外输出劳工，曾将父亲押往青岛装上大船，好在经游击队营救化险为夷。

　　人民公社时期，父亲是我们村第五生产队的队长，生产队长的担子可不轻，一百多号人呢，一年到头有操不完的心。

　　记得我家大门口前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栓着一节小铁轨，父亲每天早上、下午都会准时用小锤子敲击那节铁轨，社员们听到声音就会赶到我家大门前，这时父亲便开始布置半天的工作。每到晚上，大伙都会拿着工分簿到我家，由会计和我父亲现场往大家工分簿上记工分。那时我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特别是麦收和秋收季节，到了交公粮的时候，简直像个作战指挥部。

　　父亲虽是队长，可他平日里却不像队长。他有个习惯，每天清晨都会背着一个特殊的农具——粪篮子，绕着村子转，一看到街道和村巷里的牲畜粪便，便捡拾起来，他常说，“别看一个粪篮子，它的作用大着呢，它能造就一座粮山！”麦收时节，田野上，父亲安排男劳力拿镰刀在前面收割，女社员在后面捆扎；麦子运出地时，父亲还要安排几个妇女拣拾掉落的麦穗。就是在运麦经过村巷时，父亲还要拿扫帚将掉落的麦穗和麦粒扫起，再用筛子筛选。

　　麦子收了，秋玉米渐渐高了，父亲又带领社员开始在地垄里除草。父亲肩上总是搭一条白毛巾，那装扮真像一名老游击队员，站在地头擦汗的情景，也像是打了一场胜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被提拔为全村的大队长。当上大队长的父亲更忙了，可他再忙也没忘记以身示范处处发挥带头作用。我们全村有五个生产队，他无论走到哪个队，他都是扑下身子就干。一天上午，他在一个生产队检查生产，看到一伙年轻人在说说笑笑耍滑偷懒。他把肩上的大锄往地头一搁说：“这么好的天气，大家得赶紧把荒草锄完，要不连阴天来了，地可就荒了。那时玉米就会耽误了生长！来，大家跟我来，我干多少你们就得干多少。”年轻人毫不示弱，可他们哪会想到，他们根本不跟这老队长的趟！后来他们感慨道：“老队长不愧是老队长，干起活来就是不一般。”从此，父亲“勤劳队长”的美名传遍全村。“勤劳队长”用白毛巾擦汗的微笑便定格在我的脑际，成为我关于父亲最美好最深刻的记忆。

　　后来，年过九旬的老母告诉我，父亲当生产队长当了19年，当大队长当了5年。听到这番话，田间肩搭白毛巾的父亲便在我眼前再次浮现……（李士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