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身材魁梧的父亲从城里的工厂下班回家，哼着小调，少有的春风得意。他将自行车点下，顺手就驾起带篓的独轮车去村东的土场推土垫栏去了。那时母亲常年在圈里养着几头猪，推土垫栏扫猪圈都是在城里做工的父亲的活计。

　　父亲一连推了五趟，已是大汗淋漓。母亲做好晚饭，劝他歇息，他笑哈哈地说：“今天高兴，我多推两车。”

　　晚饭时，父亲破例让母亲到街头的小铺买了一瓶烧酒，母亲便问他：“今天这么高兴，有啥喜事？”

　　父亲把斟上的一杯酒一饮而尽，道：“我今天入党了！”

　　那时我在城里的淄博十八中读高中，正争取入团，一听父亲说入党了，顿感阳光灿烂，忙问：“爹，入党宣誓了吗？”

　　父亲又喝下一杯，说：“下午在车间党旗下宣誓，从今天开始，我是共产党员了。”

　　不久，厂里安排父亲任木工车间主任，他起早贪黑，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时他工资极低，春夏季节只有一条裤子，晚上洗洗早上穿。有次我见他早上穿上湿漉漉的裤子，心中很是酸涩，说：“爹，我这月发了三块钱奖学金，你添上去割块布做条新裤，你是共产党员哩。”

　　父亲抚了我的头一下，说：“甭了，你好好学习就是，共产党员就该吃苦在前。”说罢骑上自行车风驰一般上班去了。

　　1983年春天，父亲刚满50岁，便按照规定退休了，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父亲便找上村书记说：“我是党员，身体还硬朗，我想办个木工作坊，一是为村里培养几个木工人才，二是增加点家庭收入，三是带动一下村里的个体工商业发展……”就这样他利用三间场院屋，开办起村里第一个个体木业作坊，作坊存续了十几年，达到十几个人的规模，得了好几项荣誉，真正成了村里个体工商户的一面旗帜。

　　父亲虽然只读了两年书，但他却是我们村第一个个人订阅报纸的人，我那时时常在当地的报刊发表一些文学作品，阅读《淄博日报》和观看《新闻联播》成了父亲雷打不动的良好习惯，他说：看看报纸听听新闻心里亮堂。

　　我的儿子和侄子都在读大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家的党员数量达到6名。对此，父亲无比自豪。父亲晚年下肢得了静脉栓塞，行走相当困难，许多的事情都由别人代劳。但有一项他一直亲力亲为，那就是到村里党支部交纳党费。每个季度的第一天，他都会步履蹒跚地走一趟村委，许多乡亲都熟悉他的习惯，见了他故意问：“又去村委了？”他便应道：“哎，对。”那人又问：“干啥去了？”他便大声回答：“交党费了！”那声音中包含着无比神圣与自豪。（王继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