蹋鞠是中国古代足球运动最早的叫法(汉代时始称“蹴鞠”)。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临淄街头,蹴鞠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形的文体娱乐活动。临淄人喜爱蹴鞠、擅长蹴鞠并逐渐影响周边地区,使蹴鞠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体育项目。《战国策》和《史记》留下中国和世界上关于蹴鞠最早、最明确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留下了“鞠迷”项处为蹴鞠而死的最早记录。

　　从整个古文献的记述和中国古代蹴鞠发展历史的结合来分析,文献记述的连续性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蹴鞠流行的情况和在不同地区流行的状况,临淄一带几乎经历了中国古代蹴鞠发展的全过程。不同时代的文献对临淄及周边盛行的蹴鞠活动描述始终没有间断,这在其他地区是没有的,说明临淄不仅是中国古代蹴鞠的发祥地,更是中国古代蹴鞠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区域。

　　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强调长期占据历史和思想舞台中央。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讲究善良、谦恭、温顺和次序,讲究中庸和不偏不倚,拒绝激烈、个性和探索、竞争。在中国人的审美原则中讲究中轴对称,不偏不倚；处理纠纷讲究各打五十大板。所以中国古代蹴鞠从汉代开始出现表演性的乐舞蹴鞠,到唐宋时期以展现个人技巧为主的“白打”成为主要蹴鞠形式,其形制越来越淡化竞争与对抗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一部蹴鞠文化史就是一部民族的思想文化史。

　　蹴鞠在2000年前的临淄诞生和现代足球在英国的兴起、兴盛有着类似或相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都诞生、兴盛于同一种文化类型,是相同或类似的滨海商业文明的产物与见证。

　　蹴鞠诞生的土壤是齐文化。姜太公是齐文化的奠基者和创始人,太公因兴周灭商的首功封到了齐地。太公封地建齐之处考虑到这里“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治国方略,大力发展工商业,从而奠定了齐文化商业文明的基因基础。西周末年,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王室式微,礼崩乐坏。天下趋于无序,诸侯图霸。在图霸的过程中,天下诸侯纷纷变革,这是一个崇尚实力和价值的时代。旧有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受到洗礼,人的价值得到尊重,人文精神上升。齐桓公和管仲认为:要想“霸”天下,就要工盖天下,器盖天下,财盖天下,教盖天下。为此管仲和齐桓公时代以国家的整体意志尊商、重商。如实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制度,主张“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为此规定“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形成“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齐都临淄已经是一个“市租千金,钜于长安”的东方工商业大都市了。所以齐文化无论就地理特征还是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滨海商业文明的特质。滨海的商业文明崇尚的是以人为本的人文意识和精神,平等、自由是其独特的基因密码。这就不难理解在这方土地上诞生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稷下学宫开百家争鸣之先河了。有商业就有竞争,蹴鞠,这种体现竞争、进取精神的社会现象必然是滨海商业文明的产物,必然诞生在重商的齐文化中。

　　一部蹴鞠的演进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史和精神史,蹴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演进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蹴鞠的诞生反映了奴隶社会末期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呼唤,在故都临淄起源是时代和文化的召唤；而其走向发展与繁荣的时候又与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与精神相互印证,其暗弱、沉寂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精神衰弱的历史必然。

　　蹴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人文精神逐步觉醒、文化特别多元的都城临淄,诞生在这个滨海的商业文明聚落。汉代是华夏民族的形成和确立时代,蹴鞠也走向兴盛,唐宋时期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蹴鞠的繁荣时期,女子蹴鞠普遍盛行,清明蹴鞠成为重要民俗。在宋代,还出现了全国性专门的蹴鞠组织——齐云社和全国性的比赛——山岳正赛,有了蹴鞠行业崇拜——清源妙道真君,商业化程度很高。但是,宋代也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羸弱的时代,蹴鞠全面技巧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蹴鞠在元、明、清时期停止了发展,逐步走向衰弱。晚清时期,华夏中国内忧外患,蹴鞠也全面走向沉寂。

　　没有一种社会现象能脱离时代的文化和精神。蹴鞠在诞生和发展阶段是激烈的直接冲撞式对抗,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项目,皇帝观蹴鞠也是按照检阅军队的方式和规格来进行的。汉唐时期,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需要开疆拓土征服四夷,社会上是文武并重,民间有浓厚的练力尚武风俗。到了宋代,周边敌国不断入侵,宋统治者不仅外惧强敌,而且害怕人民造反,不许人民练武,社会上奋发前进的朝气便日益减退了。“捐身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和风骨也消退殆尽,曾与武勇精神紧密相连的蹴鞠开始逐渐衰弱。蹴鞠从对抗走向技巧化正是宋代重文治而轻武功、重修心而轻练力的文化特征的反映。汉唐以来崇尚武勇侠烈的社会文化被逐渐改变。在汉代,“蹴鞠亦有治国之象”,在唐宋“万人同向青霄望,鼓笛声中度彩球”,而到了明清时期竟然是“腰肢袅袅”“滚滚红尘”的景况!人们在“石榴裙底”“偃月鬓边”看到了“星欲坠”的景象。淄博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对汪士秀蹴鞠的描写暗合了中国蹴鞠的发展轨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我国古代的蹴鞠从起源到发展繁荣,正如一颗耀眼的彗星曾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只留下一点泡沫,暗落、沉寂了下来。这段描写可以说是蹴鞠演进再生动不过的注脚。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大的强大是文化和精神的强大。民国时期,中国足球曾称霸一时,以球王李惠堂为代表的球队把强体与强国相提并论,即便是“乞讨参赛”,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所以,足球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内心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是文化上的强大。（马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