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信念高于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他,一位参加过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上百次战斗,10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3次荣立战功的革命战士；他,一位失去四肢和左眼,患有冠心病、脑中风等多种疾病,心脏被放进5个支架的一级伤残军人；他,一位身残志坚、一心为民,带领群众治理荒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栽种果树,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一干就是25年的村支部书记；他,一位勇于追求、退而不休,44年做过上千场报告,历经7年创作出33万字自传体小说,向人生挑战、向极限挑战,以残疾多病之躯为社会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 他就是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一级伤残军人朱彦夫。

　　 缺手缺脚不缺“钙”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穿上了军装,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 1950年12月,朝鲜长津湖。朱彦夫所在连队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敌人殊死搏斗,全连官兵仅剩下他,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先后做了47次手术,两腿从膝盖以下截去,两手从手腕以上锯掉,失去了左眼,右眼的视力仅剩0.3。昏迷93天后,几乎被宣布死亡的朱彦夫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他多次想到了死。但一想到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啥?先做个能自理的人吧。 他最先是试着用残臂自己吃饭……一个动作每天要琢磨练习成千上万次,一气练了几十天。 终于自己能吃了,他又对准了下一个目标——站起来!他先让人帮着装假肢,后来,又偷偷自己装,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朱彦夫又一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是一辈子在疗养院里被人伺候着,还是回到老家,去干点“有腿人”该干的事情? 最后,他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朱彦夫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沂源县张家泉村。在人生的第二个“战场”,他与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25年!

守好党的“生命线”

　　全县第一个有拖拉机,第一个平均亩产过600斤；全乡第一个用上电,村民人均收入第一……谁能想到,这么多“第一”,竟是一个缺腿少手、“死而复生”的“烈士”(村民们曾以为朱彦夫牺牲了)?回村后,朱彦夫先是继续艰难地锤炼自己:从舌舔饮食,牙装假腿,到抱勺自食,自己解便。“脱胎换骨”的他,终于有精力打量自己的村子了。 他看着乡亲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寝食难安。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决定在村里先办图书室。没有房子就用自己家的房子；没有书架，就用给娘做送终寿器的木板；没有书，朱彦夫拿出积攒下的97元,又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和半瓢鸡蛋。200多册通俗又实用的图书摆上了书架。全乡第一个乡村图书室终于开张了。 一时间,图书室门庭若市。可村民们大多不识字。朱彦夫就一篇篇念给大伙儿听。这样下去不是个长法。朱彦夫又有了大胆的想法:办夜校。没有老师，他自己亲自当老师。

　　夜校离家有2里地,晚上看不清山路,不知摔倒过多少次。700多个夜晚,无论寒暑、雨雪,“朱老师”从没缺过一次课。

　　两年换了3任支书、人心涣散的张家泉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肯干、能干的带头人!1957年,村支部成员纷纷推举朱彦夫接任村书记。 一上任,朱彦夫就拄着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臂上搭着块随时擦汗的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查访民情。 几个村干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都劝他不要出门,甚至找人看着他。 主意慢慢拿定:治山、治水、造田、架电。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热火朝天地展开,一干就是10多年。

　　张家泉三面是山。人多地少的矛盾不解决,张家泉村就永远吃不饱!忙完秋收,张家泉村200多名男女劳力,浩浩荡荡开进了 “赶牛沟”。兵分几路,有的开石运料,有的下沟挖墙基,有的挖土垫地。一个冬天下来,荒了几代的“赶牛沟”,一下子变成了地下暗渠,上面变成了40多亩平展的良田。 村民尝到了甜头,又干了两冬,“舍地沟”“腊条沟”也荒地变沃土。有土地,就有粮食,张家泉人第一次吃上了白面馒头、小米面煎饼。多年没娶进一个媳妇的张家泉村,一年就进来了10个。 村民们服了。 “山顶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朱彦夫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的这个口号,置于现在都不过时。村民们呼啦啦涌上了山,一年接着一年干,张家泉上千亩荒山全部披上了绿装。现在,村里产的苹果都卖到了国外。 当支书25年,他从没接受过村里一次宴请,没吃过群众一顿饭。他的伤残金,大部分都用在了集体的事和接济村里的穷人、病人上。上级每月配给他的白面、红糖,他也总要分一些给四邻八舍的老年人、五保户、病人和烈军属。为了架电买材料,他更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用生命弘扬传统

　　工作之余，朱彦夫萌生了把往日的战争岁月传承下去的想法。

　　口传,笔传？“我不会写,就用口说吧。” 朱彦夫作的第一场报告,是1952年的清明节。当他给师生讲到那场全连覆没的英勇悲壮的战斗,人群中一片静默,随即有低泣声传来,渐渐这哭声连成一片,最后变成了“向最可爱的人学习!”的口号声。 朱彦夫自己也没想到,听众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感到非常欣慰。 从1952年开始,到1996年突发脑梗塞倒在讲台上,44年间,朱彦夫拖着残腿,每请必到,奔走大江南北,无偿作了1000余场报告,听众达几百万人。在人们眼里,朱彦夫是信念、意志的标尺,是力量的象征!每作一次报告,朱彦夫就像又到死神门口挣扎一回,回到家就像大病一场。但为了让更多的人珍惜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成果,他觉得值!可是,自己还能有多大的精力、作多长的报告?书!只有写书! 但是,真要动笔,谈何容易!肚子里“墨水”不够,写字又困难。 1987年,在专程来看望的迟浩田将军鼓励下,朱彦夫终于拿起了笔。他把被子叠成“方块”,垫在大腿上,再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弓背低头,用嘴含着笔尝试写字。口水顺着笔柄往下流,浸湿了稿纸,换一张重新写!再湿再换,开始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长期的弯腰弓背让他头晕目眩,各处伤口疼痛难忍,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手术台上的洗礼。 整整七年,2000多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朱彦夫这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翻烂了四本字典,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奋斗着,就是幸福的

　　在朱彦夫看来,起初,自己走几步不倒,就是一种幸福；在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为群众多办点好事,也是一种幸福；苦熬七年,写成《极限人生》,奉献给社会,这更是一种幸福。 从1996年底患脑梗塞至今,朱彦夫半身不遂,右侧身体没了知觉,连穿假肢站立的“权利”都没有了。 清醒后,朱彦夫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可能再也走不了了。他交待儿子朱向峰,去找两个旧轮胎,用绳子拴在一起,他要用轮胎当腿!他不能失去“行走”的能力,不能降低自己的“幸福指数”。 3年前,朱彦夫又因为心肌梗塞,心脏放了5个支架。 但朱彦夫一刻也没闲着。走进朱彦夫的房间,满眼都是书籍,满眼都是日记本。 朱彦夫始终保持一种乐观的姿态,他一直在向正常人“靠拢”。儿子朱向峰说,小时候,根本没把父亲当成残疾人：他会刮胡子,会划火柴,会端馒头锅,会浇花看报,会夹着小向峰的头把他提溜起来,逗得他咯咯笑。

　　朱彦夫还不时拿疼痛开玩笑。身上的伤疤每到阴天下雨就疼,他说自己是“天气预报”；假腿走在泥水里,他说“这就是优越性,零上100度不觉得烫,零下100度不冻得慌!” 朱彦夫还会打扑克、下象棋,动作虽有迟缓,但是水平都不低,村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朱彦夫说话,风趣幽默。“我当了一辈子‘小偷’。14岁偷着去参军,从疗养院里偷着回家,当村支书,也是瞒着家人偷着干上的。晚上想出门查看工程,老伴、子女都不让去,我就偷着出去。见熟人就躲到庄稼地里,要不让他们发现了就背着你、推着你,你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了,就不自由了。‘偷’也是一种幸福。” 朱彦夫用自己的心血,把名字写在炮火连天的战壕里,写在沟沟坎坎的山野上,写在热血沸腾的报告厅,写在《极限人生》的书本里,写在人们的心田里。 朱彦夫,一个大写的人!